士必须把某些样品送到位于圣安佐斯和旧金山之间的斯托克顿市化验，因为地处乡间的卡拉沃若地区只有一些相对简陋的设备。

一只警犬在编号c的方块地段嗅出一截长约四英寸的骨头，它的主人在发现地点插上一面像高尔夫球场用的小旗，然后把装在塑料袋里的“物证”送到法医们的工作台上。

波义德·司狄文博士一边通过肉眼和显微镜观察手中的样品，一边按下录音机的录音键：“人骨。严重腐坏。一半为灰白色，另一半呈黑褐色，说明只有半截埋在土里。两端均被锯断。仍沾有少量软组织。分析项目：一、剔下软组织进行毒物检验；二、化验发现地点的土壤样品，并根据其潮湿程度及所含昆虫的蛹卵种类等指标，确定尸体腐烂的时间范围；三、样品经处理后送人类学家鉴定死者的性别、种族、大致年龄等特征。”所谓对骨头的“处理”，司狄文博士向巴拉迪署长解释说，即在磷酸钠和家用洁净剂的稀释混合液中浸泡两天以除却剩余的零星软组织，然后置于阳光下暴晒“漂白”。

在1985年，dna技术尚未问世，所以尽管在后来的现场勘查中发现了上百块这样的人骨碎片，但就法医学而言并无太大的实际意义。

由于人手不够，挖掘工作只能一处一处地进行。第一个选定的挖掘地点是后山坡上的堑壕。说是“挖掘”，其实在大部分时间里，警员们是像考古工作者那样用小铲子、刷子和双手一点一点地刨土，被刨下的土还得再经过一道筛子。

“真令人难以置信，”一位筛土的警员说，“要在平时，你如果一个星期能找到一件‘物证’就算中头彩了，现在我们一筛子就可以筛出几十件。”

首先从堑壕中“出土”的是一些属于罗宾·斯达立的衣物：一件印着“护卫天使”字样的t恤衫、两件有罗宾名字的工作装。“护卫天使”是一个群众性的治安组织，罗宾曾在该组织里做过义工。后来又发掘出一块被鲜血浸透的本田普利路德轿车地板上的垫子，一个绿色垃圾袋，内有一只寄给伍其达的信封，和一张租借电影录像带的发票，日期为1984年7月4日，发票上的姓名是哈维·达勃斯。

下午4点半左右，一名灰头土脸的警员从后山坡上一路冲下来，一面高喊：“担架！我们挖出了两具尸体！”现场的两名法医跟着人们一起来到堑沟前。黑乎乎的残骸已经严重变形，泰利·派克博士对他的同行说：“尸体曾经过高温灼烧。”波义德·司狄文博士默默地点点头。两位专家心里都明白，和那片锯断的骨头一样，他们大概很难从这些烧焦的尸体中得出什么关于案情的结论。而且显然，作案人也清楚地知道这一点。

是日晚上8点，旧金山城南的恺撒医院特护病房里，格罗丽娅·爱伯林夫人颤颤巍巍地在儿子的《放弃治疗意愿书》上签下自己的名字后，医生关掉了莱钠德·勒克病床周围的所有仪器。一位护士拔出插在莱钠德身上的粗粗细细的各种管子和针头，扔进垃圾桶里。护士推着最后一台医疗设备离开病房时，朝等在楼道里的警察们轻轻地点了点头。

办案人员打开照相机的镜头，对准莱钠德·勒克毫无生气的脸按下了快门。他们收走了床头柜里莱钠德的所有私人物品，又从挂在床架子上的病案里抄写了几行字。

两小时后，大西洋彼岸的英国已是次日凌晨6点，一列伦敦的火车正缓缓驶进约克夏郡利兹市站台。当来自苏格兰场的警官到达那所不希望名字披露于报端的私立中学时，校长会客室里的茶点已经备好。寒暄几句之后，校长借故离去，会客室里只留下警官和伍其达或查理·其达·伍的舅舅顾博士，他也是该校的教员。

“查理在很小的时候就表现出反社会情绪，”顾博士停顿了一下，仿佛在考虑一个比较准确的表达，“和与他年龄不相称的残忍。他喜欢画女人，但他笔下的女人都是些机器人加上极度夸张的女性器官。他的家庭非常富有，但他却永远改不掉偷窃的毛病。那一次就是因为他在这里偷了同学的东西，所以我让他滚蛋。”

“他聪明吗？”

“超乎一般的聪明。虽然他不能正视现实或接受现实，但他肯定具有明辨是非的能力。”

“我们知道他有两个姐姐在加拿大，但是联邦调查局请加拿大方面查了卡尔嘉利和多伦多的所有伍姓华人，没有任何人和查理·其达·伍有关联。”

“很简单，我的两个外甥女都已经出嫁了。这是她们夫家的姓氏。”顾博士在纸条上写下几个字递给警官。

一位旧金山巡警想起不久前发生的一件事。那天晚上，一个妓女拦下他的警车，说有一个留胡子的男人雇她作陪同，男人先请她吃了晚饭，又带她去一家汽车旅馆。妓女推开旅馆卫生间的门，看见一个华人男子手持钢刀赤身裸体地站在里面。那华人男子一把将妓女推倒在床上，一面强x她，一面不断地把钢刀扎进妓女头边的床垫子里，另一个男人则在一旁拍照。当她离开时，长小胡子的男人对她说，他们通常在完事后就把女人杀了，但他喜欢她，放她一条生路。他们扣下了她的驾驶执照，上面有她的